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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社会越改革越黑暗(为什么国家会越改革越糟糕)
2022-06-27

今天我们聊聊沙皇俄国是如何灭亡的,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有所启发。

前两篇文章,我们谈到了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,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,以及沙皇与贵族之间的博弈。从中我们不难发现,沙皇统治早在19世纪初就已出现危机,俄罗斯表面上开疆扩土,狂飙突进,实则像个罹患慢性病的巨人,每一次加速,都离死亡更进一步。

从那时候起,历任沙皇都在谋求解决之道。

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,尼古拉一世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,加强了独裁统治。为阻止西方思想的传播,他采取了很多压制措施,包括舆论监管、秘密警察、意识形态灌输等等。然而,自由主义已经在俄罗斯生根发芽,顽固的压制只会触发更强烈的反抗。

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,让农奴摆脱了土地的桎梏。但仅仅解放了农奴还不够,沙皇还需要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,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,而这就意味着,沙皇必须让渡部分权力,以缓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,我们的文章,就从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的改革说起。

1/7 俄国的地方自治

很多人知道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,然而,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,对俄国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。

首先是地方自治,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改革,是专制的俄国向民主化迈出的重要一步。

所谓地方自治,就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与协商,自行决定该做什么。地方自治最明显的进步之处,是让各阶层的人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,从贵族,到农民,再到城镇居民,以往阶层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,人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。

当然,地方自治中的选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选举,而是间接的,即从各阶层中推举出代表,再到地区议会上投票。地方自治给了广大贵族参与政治的机会,事实上,他们才是这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。

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,且拥有一定的资产,这使他们在政治选举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。据统计,在区级议会中,贵族就占了42%的席位,在省级议会中占了74%的席位,在地方自治委员会占了62%的席位,越往上,贵族的比例就越多。

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:政治民主化让精英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。而作为大多数的平民,反而被挤在边缘的位置,这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,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。

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,是将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,法律在俄国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地位。

在过去,法律被置于政治之下,司法程序既不公开,也不透明,它更多体现着沙皇的意志,而非公正平等的法律精神。农奴制被废除后,贵族与农民在法律上实现了人人平等,这是有跨时代意义的。另外,这场司法改革也多少限制了沙皇的权力,起码在应对反叛与革命的时候,政府有了法律依据,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滥用职权。

美国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,对俄国的司法改革评价甚高,他认为那一届沙皇政府“几乎在一夜间将世界上最差的俄国司法制度,变成了文明世界里最好的司法制度。”

这难免有些夸大其词,但至少也说明,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改革确实下了大力气,沙皇试图通过法律和自治,为俄国社会带来平等和自由,当然,那只是有限的平等与自由。

那么,改革有没有如沙皇所期望的那样,让俄国社会重归和谐呢?回答是否定的。

2/7 亚历山大二世的继任者

亚历山大二世死后,接替他的是亚历山大三世。这位沙皇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保守派,由于父亲是被革命党人炸死的,亚历山大三世对于反政府的言论格外警惕,无论是出于报仇的私心,还是巩固政权的需要,亚历山大三世对包括改革派在内的一切新思想都异常反感。

亚历山大三世

不仅如此,对于已经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,亚历山大三世也极力阻止,试图限制它们的影响力。为此,他不惜得罪朝野内的改革派官员,迫使他们辞职。任命自己的亲信,以及和自己一样持保守思想的人担任政府要职。总之,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只有一个目的:加强独裁统治。

1881年,政府出台了“临时法令”,授予政府官员对所谓“危害公众秩序”的人进行处置。法庭可以不经过正当程序,就对嫌疑人进行搜查、逮捕和流放,显然,沙皇想借助独裁手段,对革命党人实施严厉的镇压。然而,这也是对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的否定,沙皇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于法治精神之上,先前改革派的努力付之东流。

亚历山大三世死后,尼古拉二世上台,他是俄国的最后一位沙皇。

和亚历山大三世一样,尼古拉二世也是个顽冥不化的君主。尽管他严于律己,作风正派,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,某种程度算是个“老好人”。(尼古拉二世后来被东正教会追封为圣徒)然而,这些品质更适合守成,对于风雨飘摇的俄罗斯而言,“老好人”不仅无助于拯救国家,还会让政府陷入更大的麻烦。

尼古拉二世对自己的统治有一种迷之自信,他坚定地认为,上帝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,上帝赋予他某种神秘的力量,让人民对他保持敬畏之心。尽管这种思想早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就已在流行,可到了尼古拉二世这里,却变得愈发顽固,甚至影响到这位沙皇的日常决策。相传,他平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”

尼古拉二世

尼古拉二世是个没啥主见的君主,至少在政治问题上,除了恪守他那套东正教道德观,尼古拉二世提不出太多有价值的主张。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,是一个比丈夫更虔诚的基督徒,思想甚至比沙皇还要保守。到了尼古拉二世统治的后期,他越来越多地受到妻子的影响。

如果沙皇的耳朵根软也就算了,更糟糕的是,他还宠信奸佞小人,比如著名的“妖僧”拉斯普京,这个拉斯普京农民出身,没啥文化,靠招摇撞骗在俄国宫廷混的风生水起,拉斯普京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神秘的预言家,把沙皇夫妇玩的团团转,这套把戏在今天看来就是小儿科,却俘获了包括沙皇在内的一大批上层精英,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
19世纪末的俄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,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的两任沙皇,都是思想保守的顽固分子,希望他们扶大厦之将倾,就啥也别指望了。

3/7 贵族与农民

说完了沙皇这一边,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,俄国实行地方自治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。

前面已经提到,地方自治带来了地方治理的民主化,然而,这仅仅在理论上标志着俄国平民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,实际权力仍由贵族把持。

从19世纪八十年代末起,地方长官基本上全部由贵族担任。久而久之,在地方的官僚之间,便形成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网络,把普通人排斥在官僚队伍以外。

在军队中,贵族基本上把军官阶层给垄断了,这直接影响了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度。上层军官把持高位,基层士兵晋升无门,自然对现有制度心怀怨恨,他们在之后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而在农村地区,尽管废除农奴制解放了广大农民,但由于他们无力偿还债务,这些债务便由国家承担,以债券的形式向贵族发放,贵族因此摇身一变,成了农业资本家。贵族有了钱,便进一步加紧与政府的合作。国家甚至还成立了贵族土地银行,向贵族提供优惠的贷款,帮助他们把生意越做越大。

农民在改革中没有获得多少好处,贵族也并非全是赢家,解放农奴促进了土地的市场化,很多昔日养尊处优的贵族无法适应,失去农奴之后,他们无力管理自己的农庄,只能变卖土地,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。有些贵族干脆移民巴黎、伦敦等城市,在海外继续做寄生虫。

这些贵族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,但由于社会已经不需要他们,就变得愤世嫉俗, 整天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批评那个,屠格涅夫小说《父与子》中的地主老爷巴维尔就是典型。他在政治上拥护自由主义,喜欢高谈阔论,迷恋富足的庄园生活。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,作为平民代表的巴扎洛夫,则看到了他的政治主张,不过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之上。

所以,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,他们是由昔日大地主组成的农业资本家,而其余的人,包括农民与没落贵族,生活未能得到改善,有的甚至比过去更差。另外,改革还导致了权力与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化,多数人由于无法分享改革的红利,掀起了新一轮革命浪潮。

4/7 思潮汹涌

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,各类思潮也在俄国深入人心,空想家与实干家;革命者与恐怖分子,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大展拳脚。他们中间有自由主义者,有社会主义者,有极端的革命党,也有温和的改革派。

咱们先来说说自由主义,这一派总的观点是学习西方,但是在具体向谁学,怎么学这个问题上,自由主义也分成好几个阵营。

有人主张学英国实行君主立宪,只给沙皇保留一个名号。还有人想学美国,直接搞总统制,连沙皇也不要了。还有温和的改革派,他们希望俄国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,沙皇可以继续保留他的权力,但要一步步逐渐过渡到民主。

自由主义的观点在精英阶层比较流行,但无论左派还是沙皇,对此都不买账。

先说沙皇,总统制肯定是不能搞的,君主立宪等于把皇帝架空,沙皇也不会同意。至于渐进式改革,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实践表明,沙皇对改革的态度是被迫和犹豫的多,主动而坚决的少,往往是进两步,退一步,让人急得牙痒痒。所以在左派眼里,自由主义者的要么很天真,要么太软弱,要么与政府沆瀣一气。唯一的解决办法,就是推翻沙皇,改朝换代。

再说左派,这一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。比较温和的是社会民主党,以工人阶级为主,虽然反对沙皇统治,但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工人运动与政治协商。所以,社会民主党人是赞同和政府谈判的。

但在农村地区,暴力动比城市频繁得多,农民与政府已经到了撕破脸的地步。这就给左派中最激进的政党——“社会革命党”,创造了机会。

起初,社会革命党人还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,靠游说和选票来获得支持。可到了后来,他们便寄希望于更激进的方式,比如从事恐怖活动,来实现政治目的。他们先后杀掉了多名保守派官员,其中还包括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和妹夫。而沙皇本人,更是他们朝思暮想的行刺目标。

20世纪初,俄国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呼吁改革的声音,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团体相继成立,并为1905年的革命酝酿了力量。

5/7 激荡1905

1905年,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在首都圣彼得堡游行,希望政府马上立即改革。他们举着沙皇的画像,来到冬宫的大门前,要求面见沙皇。然而,政府非但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,还动用了武力,警察向民众开枪,130人在冲突中丧生。

以这场动乱为导火索,暴动在整个俄国蔓延开来,百姓上街游行,工人罢工,学生罢课,军队发生兵变,农民则揭竿而起。

眼看局势即将失控,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妥协。1905年10月30日,沙皇签署了一份诏书,承诺把俄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。作为实质性的让步,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,杜马相当于俄国的议会。

不过,和沙皇以往的任何改革一样,尼古拉二世只想做有限的让步,尽管成立了杜马,对皇权却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。沙皇依然大权在握,从行政、军事到外交,最终的裁定权仍在沙皇手里。另外,沙皇有权组建和解散杜马,杜马尽管可以追究官员的过失,却无权决定官员的任免。

说白了,杜马仅仅是装饰,是沙皇为安抚人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。尼古拉二世本人,也很快为自己的让步后悔了。但无论如何,杜马的成立,仍旧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对话的平台。

然而,即便作为政治协商的平台,杜马也没能获得人们普遍的支持。社民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由于遭到过镇压,对参加杜马反应冷淡。信奉社会主义的领导人,则把杜马当做资产阶级的俱乐部,同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。

前面提到过的社会革命党人,他们一如既往的反政府,对参加杜马原本就没什么兴趣,从某种程度上,他们甚至反对政府成立杜马,因为政府向民众做出的让步越多,他们从事极端活动的合法性就越低。

至于广大农民,他们自始至终就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,只要政府搞什么,他们都一概反对。所以到最后,杜马只能吸引自由派的加入,但自由派毕竟是少数精英,既然如此,事情就好办了,沙皇开始动用各种手段干涉选举,让保守势力占据更多的议席。

1905年游行的工人队伍

为进一步遏制杜马中的革命势力,尼古拉二世还修改了选举法,将杜马中贵族的比例大幅提升,农民和工人的席位被严重削减。这么做无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垒起了一道高墙。沙皇此举,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杜马,使之成为自己的橡皮图章。

而杜马最大的问题,是失去了左派的支持,后者代表了俄国的广大民众。所以改革派也好,立宪派也罢,无论他们如何衷心地希望改革,但是在老百姓眼里,这群人与沙皇是一起的。

6/7 斯托雷平改革

在略显混乱的杜马换届中,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位英雄人物登场了,他叫做斯托雷平,帝国晚期著名的政治家,俄国的内阁总理。

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,为苟延残喘的沙皇政权延续了生命,然而,也正因为斯托雷平,民众与政府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渠道。

斯托雷平

咱们先说斯托雷平对俄国的贡献,在他主政期间,俄国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土地私有化,农民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调动了起来。此外,斯托雷平还大力发展教育,为劳工立法,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。在他的推动下,俄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初突飞猛进,工人与农民对政府有了盼望。

斯托雷平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,这原本不成问题,可一旦他把民族主义与政治立场相挂钩,他便与各党各派结下了仇怨。

斯托雷平的逻辑简单粗暴,凡与我政见不合的,一律是俄罗斯的敌人,这就把他置于左派与右派的对立面。斯托雷平对民主持保留态度,在他看来,尤其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,集权更为合理,只有尽可能铲除那些捣乱分子,大伙才能一心一意搞生产。

斯托雷平视察农村

为了监视反对派,斯托雷平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,专门负责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。他还喜欢动用包括暗杀在内的一切手段,让反对者彻底闭嘴。

据说在斯托雷平上台后,俄国先后处决了3000名政治犯,比历届沙皇处死政治犯的总数还多。

更讽刺的是,斯托雷平的强硬主张,最终也未能赢得沙皇的信任。因为斯托雷平式的集权,本质上是靠法律来推动的,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,斯托雷平原本有希望从事科学研究,但他却投入了政治的洪流中。驱动他参与政治的,是爱国的热忱,而非对沙皇的忠诚。

民族主义思想从本质上,与沙皇的保守主义有所不同,后者倾向于从宗教立场出发,维护自身权力的合法性。而民族主义则具有国家性的特征,在二十世纪的俄国更能煽动人心。

某种意义上,民族主义是对沙皇统治间接的否定,尽管斯托雷平不敢明说,但他的民族主义,已经巧妙地把国家置于沙皇之上,尼古拉二世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正所谓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

然而,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是缺乏弹性的,他没能将左派和自由派整合进来,这意味着他注定只能做孤家寡人,并成为敌人的眼中钉。

1911年,斯托雷平被一名特工暗杀,有人声称是革命党所为,有人认为是沙皇干的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斯托雷平死后,俄国失去了最后一根顶梁柱。随着一战的来临,沙俄错误地加入了这场豪赌,最终赔上了全部的家当。

7/7 总结

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,尼古拉二世原本想借战争提振国内士气,没想到适得其反。

俄军在前线不堪一击,大批士兵临阵倒戈。战争让俄国财政吃紧,国内经济萧条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。1917年,革命终于爆发,罗曼诺夫王朝在动荡中落下帷幕。1918年,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处决。

尼古拉二世一家

一战是导致沙俄灭亡的直接原因,但从深层次看,这位巨人早已病入膏肓,战争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还有人觉得,沙皇对政治改革缺乏诚意。政府的固执与保守,使得统治阶层与人民渐行渐远。从传统的“革命史观”来看,沙皇实行的是反动统治,理应被人民推翻。

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,随着苏联的解体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由派感兴趣,有人替他们打抱不平,甚至认为,如果政府能将改革一以贯之,俄国说不定能走上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之路,俄罗斯的历史也将被改写。

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?我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。

俄罗斯的政治改革,从19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,断断续续维持了半个多世纪,时间并不算短,但改革的结果是,社会分歧越来越严重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精英阶层与平民的矛盾日益激化,双方就像各自绑了一个火药桶,说炸就炸。

为什么会这样?说到底还是俄国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。

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反复提到,俄国政治是由沙皇与贵族共同治理的,两者之间既有彼此合作,也有相互博弈。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俄国产生了一个精英阶层,贵族位于金字塔的塔尖,无论在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上,都倾向于西化,这群人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。

但在社会底层,作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,生活与贵族有着天壤之别。农民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,不仅收入微薄,地位低下,连人身自由都被长期的剥夺。农民对贵族的反抗,从18世纪末就开始了,但由于沙皇政府的强势,他们始终被压制着。

民主化改革是否改变了这一局面呢?问题恰恰在这里,当强者与弱者获得了同等的自由,弱者的状况并不会因此而改善。原因很简单,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,规则还是由强者说了算。我们打个比方,就好比短跑比赛,你让一个老太太与短跑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,看起来很公平,但这种公平有意义吗?

这就是俄国地方自治的缺陷,它表面上向所有人敞开了政治的大门,但这扇门并不是所有人都挤得进去,大块头往门前一堵,其他人就甭想进了。

民主化没能改变资源分配的结果,却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,那些未能在改革中受益的人,就会受到革命思想的鼓动,农民们拥护民粹主义,小知识分子投靠无政府主义,工人们信仰社会主义,没落的贵族则选择捣乱。

至于自由派,无论主张立宪还是改革,他们有理有据,但人数有限。说到底,政治不是由道理说了算,而是由权力和人数说了算。

上层精英人数太少,但有权有势。下层民众人数众多,要钱没有要命一条。在这样的社会里,要指望大家坐下来,心平气和地讨论协商,靠选举和投票得出一个公平的结果,实在是痴心妄想。

社会上下的高度撕裂,是沙俄晚期无法凝聚起共识的重要原因。孟子云:有恒产者有恒心。民主游戏,说到底是君子之间的长期博弈,在一个王侯与庶民云泥有别,彼此仇视的社会里,注定只能成为奢侈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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